《齐物论》与竹林玄学

（1）

陈少明

不但在哲学史上，就是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看，《庄子》影响的高峰时期，都得推魏晋。《老》、《庄》、《易》作为玄学的思想经典，被称为“三玄”（《颜氏家训·勉学》）。而那些以谈玄论道闻名的人士，其时也尊为名士。名士们按其出风头的年代，被排成“正始”、“竹林”与“中朝”三个时期［1］，依此，王弼、何晏为“正始”名士，嵇康、阮籍属“竹林七贤”，郭象便系“中朝”（具体说是“元康”）人物了［2］。本文一开始就列出这些众所周知的说法，主要是想提示下面的问题：三玄分开来看，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玄学家影响的分量并不同；同时其思想属性还分为儒、道两家（其时有影响的儒家经典不仅是《易》，还有《论语》）。因此，对不同经典的取舍，也关乎或导致对当时思想争论的焦点“自然”与“名教”的态度。对比“正始”与“竹林”便知道，前者《老》被重视的程度盖过《庄》，而后者则《庄》超过了《老》［3］。此外，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由调和向对立的趋势发展。所以，探讨《庄子》同玄学的关系，自然得从解读阮、嵇的思想入手。依本书的宗旨，焦点依然落在对《齐物论》影响的观察上。

一、达庄之途

《晋书·阮籍传》称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除表明他推祟道家外，似乎也透露出他更重视庄子的态度。与《通老论》廖廖数语，无甚新意不同，他的《达庄论》从篇幅到内容，确实更下功夫。与《达庄论》思想相通的，还有《大人先生传》。两者都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文本。正如前面《齐物三义》所揭示的，《齐物论》的思想结构包含齐“物论”、齐万物与齐物我三个依次递进的逻辑层次。齐“物论”，也即齐是非是问题的出发点，齐万物则是齐是非的思想途径，而齐物我不仅是齐万物的前提，最后竟也是齐是非的归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阮籍对庄子的理解，并非有如此清晰的表述。但他用自己的言路，触及问题的各个层次。

在是非问题上，阮籍效《齐物论》“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说法，也把儒墨之争看作百家惹是生非的开端：“儒墨之后，坚白并起，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昔大齐之雄，三晋之寸士，尝相与嗔目张胆，分别此矣，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跟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竟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夭，自割系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相伤。吹万数窍相和，忽焉自己。夫雁之不存，无其质而浊其文化；死生无变，而龟之见宝，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云。”（《达庄论》）

文中如“吹万数窍相和，忽焉自己”，“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云”诸句，显然来自《齐物论》中“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及“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等句子。然阮籍对“大齐之雄”，“三晋之寸士”的声讨，态度显然无庄子之超脱，倒与《庄子》外篇中前四篇如《骈指》、《马蹄》等所表现出的愤世嫉俗态度相同。他笔下那位已修养有成的大人先生也不免有这种不平之声：“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传》）

尊贤、竟能、争势、宠贵等现象的出现，是区分贫贱、富贵的价值观念诱导的结果，它“驱天下以趣之”，而有“上下相残”甚至“亡国戮君溃败之祸”。从认知上找根源，就是对事物采取有分别的态度，有分有别就会有争有辩。要消除这种祸根，就得提倡一种齐同的眼光：“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净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夫别言者，坏道之谈也；折辩者，毁德之端也；气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一身之患也。……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达庄论》）

不但齐是非，连同齐万物、齐物我的言说，都直接引自《齐物论》：“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自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达庄论》），“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大人先生传》）。

殇子、彭祖，秋毫、泰山之喻不消说，就是“造物同体，天地并生”，也是脱胎于《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谓“大人先生”也就是《庄子》书中若干“至人”、“神人”的模本：“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平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问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事尧舜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  ，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遗其书于苏门之山而，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大人先生传》）

由此看来，阮籍对《庄子》的理解基本是抓住庄子的核心《齐物论》的思想内涵，然而也仅此而已，他并未提供更深刻或更有启发性的解读。他的解庄价值主要在于帮助我们了解竹林名士的生活方式同内心世界的关系。《晋书·阮籍传》记载：“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嗜酒是装傻。表面的洒脱同内心的忧愤形成鲜明对比：“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其三十三）“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咏怀》其三十四）这是一种分裂的人格，无论是对母亡的态度，还是既达庄解老又通易论乐，都显示着这一点。对于这种分裂的人格而言，《齐物论》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排遣对是非混淆的现实的不满，又给因对现实无能为力而游戏人生的生活方式提供合理性的掩饰。因此，“好庄”压倒了其他［4］。

正文：（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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